明清徽商失落与现代浙商崛起解析

黄山眷恋 · 发表于 2008-12-9 20:25

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盐船被毁130艘，死者达一千四百余人。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以盐业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期所发生的几个重大的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落败。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两淮的盐务制度发生了变化，清政府把过去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利废除了，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经销盐的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大批盐商破产。
盐商的破产，作为了整个徽商集团衰落的标志。

1820年的徽州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安徽各府州人口密度，请注意我们徽州府人口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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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州　　　│人口　　　│面积（平方公里） │密度　│

　　│安庆府　　│1760094 　│13500　　　　　 │130.38│
　　│徽州府　　│2474839　 │9600　　　　　　│257.80│
　　│宁国府　　│3433321 　│10500　　　　　 │326.98│
　　│池州府　　│2754622 　│8700　　　　　　│316.62│
　　│太平府　　│1479440　 │3600　　　　　　│410.96│
　　│庐州府　　│3547579　 │6300　　　　　　│563.11│
　　│凤阳府　　│4355566 　│12000　　　　　 │345.68│
　　│颍州府　　│3967593　 │12600　　　　　 │314.89│
　　│滁州府　　│599511　　│3900　　　　　　│153.72│
　　│和州直隶州│428215 　 │2400 　　　　　 │178.42│
　　│广德直隶州│551118　　│3300　　　　　　│167.01│
　　│六安直隶州│1433357　 │6000　　　　　　│238.89│
　　│泗州直隶州│1568867　 │96000　　　　　 │163.43│
　　│安徽统部　│32057444* │188400 　　　　 │17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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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数系《嘉庆一统志》原记数字，如据各府州分计相加，为28354122人，人口密度则又应为150.50。
　　
　　　　以上统计，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时，安徽各州人口密度最高者为庐州府，其次依次为太平府、凤阳府、宁国府、池州府、颖州府、徽州府、滁州府、六安直隶州、和州直隶州、广德直隶州、泗州直隶州，最低者为安庆府。

　　明清时期，晋商、徽商两大商帮曾利倾朝野，鼎足华夏，各领风骚数百年。然而，随着时光流逝，由于内外交困，最终"落花流水春去也"，由辉煌兴盛而至日暮途穷。以史为镜，可知兴替。我们有必要来探究一下--

　　　如今，浙商作为具有鲜明浙江地域文化特色的企业家群体，具备了坚实的发展基础、深厚的经验积累和庞大的人才群体。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使浙商不仅能成为徽商、晋商那样具有广泛而长远影响的商人群体，成为人文内涵丰富的经济品牌，又能跳出古代商帮由盛而衰的覆辙，促使其长盛不衰？为此，总结反思并切实借鉴历代商帮兴衰的经验教训，就显得十分必要。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徽商、晋商兀然崛起，一个历经300年而不衰，一个更是称雄500年而不弱，实在是商界的奇迹。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在东晋时期就有历史记载，以后代有发展。徽商走出深山后，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终于不断发展壮大。明清时期，徽商作为一支重要商帮，活跃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有的商人还涉足海外。自明中叶至清中叶，其间除明末清初由于战乱一度沉寂外，徽商保持了300多年鼎盛辉煌时期，在当时的中国商界独占鳌头。"无徽不成镇"，构成了一代商业帝国，影响真可谓至大至深。

　　数百年前，伴随着"走西口"那悲凉苍远的歌声背井离乡、远走塞外以谋生计的几个山西穷乡亲，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竟成了连现代许多大企业都自愧不如的连锁商业集团。他们既为行商，又当坐贾，把分店遍设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天山脚下，东海之滨，终于占据了全国商业魁首地位。特别是山西票号，一经产生，便迅猛发展，很快就汇通天下、利倾九州，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中国的银行业即发轫于此。

　　然而，就是这样两支利倾朝野、鼎足华夏的商帮，发展到近代却随着封建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无可奈何花落去"，由辉煌兴盛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两大商帮的衰败，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

　　历史学家认为，晋商、徽商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王朝的政治干扰与战乱破坏。中国封建社会是漫长的农耕社会，封建正统思想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历来重农轻商。这种政治体制不但不保护商业，反而杀鸡取卵，肆意摧残，并造成频繁出现的毁灭一切、玉石俱焚的战乱，给予蓬勃发展的商业经济以致命打击。

　　同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也使两支劲旅大伤元气。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手工业、商业蒙受重大损失。

　　除了外因，促使两大商帮衰败的还有内因。在封建王朝重重禁令、处处干扰的大环境下，晋商、徽商发展受困，到一定阶段他们就不愿、也不能把所获得的财富积累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转向购买土地当地主，再培育子弟读书从政的道路上来。再加之，在"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影响下，明、清时期，晋商、徽商致富后大都"广营宅、置田园"。如山西曲沃县商人彭太，经营获利后，数年内购置土地600多公顷。明代徽商汪洋，将经商"累资十余万金"购置土地，"田连阡陌，富甲一方"；江镛在淮西南圩经商"致资二十余万"后，就"购置田地万亩……富甲一时"。

　　再者，在初创阶段，他们的足迹遍及岭南塞北，饱尝寒暑之劳，频历风波之险，可一旦富足了，富者巨贾们却大肆挥霍浪费，过着帝王般穷奢极欲的豪华生活。即使上代以俭为美，以俭为训，而他们的后辈则恃仗父辈们留下的金山银山，建造豪宅，斗富比阔，花天酒地，以奢为荣，最终导致因挥霍无度而走向衰亡之路。

　　长盛命题题解有四

　　当今浙商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成为华商大家庭中的一支新锐，且在不断发展壮大。但居安尚须思危，我们必须重视解答如何才能使浙商长盛不衰的命题。那么,反观晋、徽商的兴衰史，我们可得哪些题解？

　　题解之一：与时俱进，求新思变。晋商与徽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妄自尊大，保守僵化，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没能做到超越自我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行业，从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发展机遇。作为浙商，必须培养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摈弃法制观念淡薄、见利忘义、目光短浅、妄自尊大、保守僵化、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等消极因素，不尚权威，不守成规，与时俱进，为前人所不敢为，谋天下人之未谋。如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科贸、技贸、工贸结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为依托、技术引进与开发相结合、面向国际市场的创新体系等。

　　题解之二：优化环境，因势利导，促成要素资源的对等双向流动。目前，浙商在上海的企业有5万多家，注册资本总额达610亿元，总投资规模为500亿元之多。浙籍民企在上海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数，均居全国各省市区之首。以温州为例，不仅向全国输出了大量资本，而且还输出了几十万商人和企业家，但流入的却远不及输出，难以最有效地促进本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当然，浙商所导引的资本流动，确实带来了企业、人才、技术、产权等诸多要素的流动，但也不能忽视，民资的大量外流会导致浙江经济的"失血"，"民资浩浩荡荡外迁，久而久之有可能造成浙江资本与产业的空洞"。

　　因此，必须进一步消除各种形式的壁垒、围墙和门槛，把与国际接轨的口号，具体化为优良的硬件设施、一流的政府服务、良好的配套产业、优美的生态条件，积极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环境。

　　题解之三：抓住机遇，顺时而动，努力寻求产业的强大支撑。据历史学家分析，晋商从经营商业到金融业，始终没有离开"商"的领域，固守在流动领域中活动，未能把大量的商业利润投入到发展近代工业中去，这是晋商衰败的致命伤。而徽商的经营形态也惊人地相似，"一般不将资本投入产业，他们所赚取的利润来自于贱买贵卖和地区间的差价……这也是他们日渐走向没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徽州朝奉》164页)历史忠告我们，没有强大的产业支撑，商业的繁荣难以持久。

　　在义乌，经过20多年的培育与发展，现已形成一个在全国小有名气的产业群，一双小袜子、一副小拉链、一件小饰品，都已"放眼神州，网布全球"，真可谓占尽风光。在全省，由市场派生出来的产业也越来越多，生命力也越来越强，使市场和产业走上了一条良性互动的发展轨道。但是，由于重复投资、分散建设，导致我省产业规模相对偏小，发展后劲不足，在最早进入市场的企业中，多数并没有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迅速做大。

　　因此，我省要加大产业支撑的力度，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形成项目群迅速集聚、产业链不断延伸的良性互动局面。如我省日用消费品的加工制造，既有围绕专业市场形成的区域特色经济的规模优势和分工优势，又有技术趋于成熟的优势和销售网络优势。这些产品尽管都处于供大于求状态，但又是不断消耗、更新的，需求弹性大，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题解之四：乘势而上，拓展市场，着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不能持久地开拓新的活动领域和经营项目，是晋、徽商又一失误之处。当穷困之时，他们能够超越他人，又义无反顾地走西口、涉沙漠、溯江河，寻求别样的世界，开拓崭新的空间。可在富足了以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大的空间，而是将自己或禁锢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或蛰居在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大兴土木，盖起了一幢又一幢深宅大院，使自己和子孙世世代代厮守于一方黄土地上。

　　时代在前进，世界在变化，浙商要把注重开拓的创新精神运用到改革实践之中，大胆地走出去拓疆扩域。浙商从立足浙江到走出浙江是一种进步，从零星出击到集团输出更是一种成功。浙商必须勇敢地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并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优化商品结构和市场布局。一方面，要引入全新的流通方式，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仓储式经营等新型业态，继续到全国各地发展"连锁式"分市场，形成以本地市场为龙头，与各地分市场密切分工协作的全国性市场，以创造市场联合效应。另一方面，要重点培育和开发名牌出口产品，形成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浙江出口商品群。按照重点突破、多元发展、全方位开拓的要求，优化出口市场布局，深度开发面向全球的出口市场。(吴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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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20年人口图可以看出100多年来，我们徽州人口是负增长，而中国人口却成倍增长，从中可以看出这一百多年来徽州的优秀人才、巨额财产都在往外迁移，这也是我们徽商从中国的经济贸易中心到现在越来越落后的一条原因，当前政府要以黄山、徽文化的魅力吸引在外徽州同胞叶落归根，想方设法让徽州人的凝聚力聚集起来回乡发展，比江浙那些往外迁移垃圾企业强多了，只有徽州人回乡才是真正创业的，不会来圈地皮捞一笔就跑，能吸引老徽商回来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商帮百年：悲剧不是他们的宿命

黄山眷恋 · 发表于 2008-12-9 20:25

21世纪经济报道　

　　当下的时间是公元二○○四年。而我们却将追溯的目光投向公元一千八百四十年，乃至更前。
　　回首之处，有乔家大院的阑珊灯火，有胡雪岩的朱红顶戴，有舟山港通商的轮渡，还有潮汕人下南洋的孤帆，这是历史。在历史中，晋商在“官商结合”中衰败，徽商的“学而优则仕”已成绝响，而宁波和潮汕商帮则带着移民的烙印潮起潮落。
　　问题，如今中国的主流呼号是“和平崛起”和“走向世界”，回顾这样的陈年旧帐有何价值？
　　所以，我们还有展望。展望中，新晋商带着“商道失传”的枷锁艰难前行，徽商伴随着时代的潮汐再次浮起，宁波商人在京城潜行，潮汕人则在“信用危机”后迎接春天。
　　抚今追昔，鉴古今而知未来。如果说“商帮”是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来自东方中国的商人们，带着他们“复兴”的梦想，向世界走来了。（编者）

　　本报记者　杨磊
　　广州报道

　　晋、徽、宁波、潮汕四大商帮的浮沉，几近勾勒中国百余年的历史。其中有地缘，有政治，有人性乃至神话。但是毕竟，悲剧不是商帮的宿命，考察其历史进程，即可为其今日的复兴找到道路。

　　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一个曾经隐讳的词语“商帮”充斥着媒体和生活。这个词语背后，驰骋着一群商业骑士，他们的血液里奔腾着商业的力量。而用它所连接起来的，是一个跨度超过150年的经济转型历程。
　　这是一个地缘性商人群体。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
　　他们一度呼风唤雨，左右行业经济；他们曾经官商一体，操控国家财源；他们自创流派，成为中国商人精神的载体；他们亦经历起起伏伏，但始终在延续商业经济血脉。
　　他们的过去是如此显赫，以至于没有人敢于平视那个年代，甚至缺少为之作出定义的勇气。
　　他们来自潮汕、宁波，来自山西、安徽。过往百年，他们就是国家商业的图腾。
　　有人说这是一个人的成功，也有人说这是一群人的成功。更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阶级的成功。

　　几度辉煌
　　对于一个商业社会中人，即使相信时间可以沧海桑田———比如在畅销书上记载的豪富场面深信不疑，但也很难相信没有时间跨度的巨大变化。
　　正如对曾经被称为“海内最富”的山西的追忆。当地人顶多就是淡淡地说，过去是这样的。
　　在一个美国作家所写的宋蔼龄的传记中，山西这个以贫瘠著称的内陆省份的一个小镇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承载起这个伟大称号的是以“晋商”为主体的商业团队。
　　资料说，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
　　由此上溯到更远的时候，在南方千里之外的安徽，另外一个著名人物胡雪岩已经开始在家乡大兴土木，建造一个现在都堪称气势磅礴的大宅。
　　对于这个被称为徽商龙头的人———后世的记忆是“红顶商人”———以商业影响力在官商之间左右逢源，最终成为“二品大吏”。
　　这不是一个人的传奇。
　　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到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是在盐茶业贸易方面，徽商独执牛耳。康熙、乾隆年间，“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
　　晋商徽商之后，宁波商人开始沿海而上，在上海、南京等口岸城市扎根，成为继二者之后“最具战斗力”的地缘性商人群体。和其他商帮不同，宁波商帮更乐意经营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营生，外向型地缘结构促使他们的经营方向由外至内———善于不断接纳、应用外来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发展壮大自己。
　　宁波商帮独领风骚的态势进入上个世纪后发生了改变。随着口岸经济的发展，潮汕商帮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高潮而发迹于海外。
　　这是一场明显区别于其他商帮发展的商业经历。潮汕商人的资源绝大多数来自海外，并主导海外商品在内地的流通，积累自己的财富之后将自己的生活形态放置于海外，并影响当地的商业形态。而这种模式一直贯穿至今。
　　在更晚的1970年代，潮汕商帮终于走上巅峰。一个名叫李嘉诚的商人在口岸城市香港开始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并且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帝国的根基。
　　作为一个坐标，李氏家族在香港的升腾奠定了潮汕商帮在新经济时代的影响力和高度。

　　商帮的逻辑
　　李嘉诚家族在香港崛起之时，另外一个宁波的家族———包玉刚走上世界船王的宝座。
　　作为宁波商帮的代表，包玉刚家族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来验证了这个商帮的发展轨迹———利用靠近海洋的优势进行原始积累，当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走向陆地，并将海陆资源整合，从而影响产业走向。
　　这种逻辑和潮汕商帮非常相似，似乎殊途同归。
　　而在包氏从海洋走向陆地的过程中，潮汕商帮的领军人物李嘉诚成为他的同盟。
　　在李嘉诚的协作下，包玉刚在数日之内动用数以十亿计的现金，收购了老牌英资机构九龙仓的大部分股票，出任九龙仓董事会主席，从而成功着陆。而李氏在收购另一著名英资机构时亦获得包氏的帮助。二者之间的合作被誉为“香港商业史上最经典的商战案例之一”。
　　那是1970年代，商帮之间开始摒弃宗亲和地域界限，走向合作道路。这个时期的观点说，看似水火不容的两大商帮在共同利益前提下最终走向联手，这里面暗合着现代商业的必然。
　　学界的观点认为，当协作共赢成为现代商业的基础后，所谓的商帮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这实际上体现出一种“以义取利，经世致用”思想。
　　这种思想的发源地在沿海地区，包括浙江和潮汕———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已经成为当地的主导思想。
　　共同靠近大海，选择外向型经济的宁波和潮汕商帮的合作基础正在于此。一位学者说，从根本上而言，潮汕和宁波商帮的发迹实际上是对外开放前提下“民本经济”思路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的必然产物。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商帮都存在这样的认同。当以民生为基本要素的商业思维决定下的潮汕和宁波商帮开始走向新的阶段时，地处传统经济腹地的晋商和徽商正在为历史付出代价，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趋向于“官”“商”合一。
　　这似乎和他们的经济转型相关。众所周知的是，当传统产业已经不能满足晋商和徽商的更大愿景后，他们选择了金融产业作为突围口。
　　他们几近成功。一个数字说，清朝光绪年间，政府财政储备将近1／3都存放在晋商、徽商的钱庄内。
　　这是一种近乎商业神话的格局。然而按照商业的逻辑看，神话背后的实质是复杂、脆弱而高风险的融资和同业拆解安排以及粗糙的产业链整合，它经不起政府对财政控制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冲击。雪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是雪崩很快就到来了。社会动荡、革命将徽商和晋商可能的突围方向全部打乱，并使之彻底无法翻身。
　　1914年冬天，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日升昌终于倒闭。从象征意义上说，这个事件意味着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就此终结。晋商和徽商长达百余年的商业哲学就此沉寂并受到质疑。
　　一位学者在央视论坛上分析说，“学而优则贾”与“贾而好儒”形成晋商与徽商不同的精神文化气质。而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只有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有可能使商业传统延续下来。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
　　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却走入了另外的一个极端。“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两大劲旅，但最终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
　　从本质上讲，徽商和晋商是传统经济的载体，而宁波和潮汕商帮则是现代经济的萌芽———而这种萌芽暗示出主导此后商帮浮沉的决定性要素———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
　　因而，当潮汕商帮和宁波商帮按照外向模式完成产业转型，并自我进行产业调整和完善时，晋商和徽商却因为文化传承的原因沉寂下来。
　　可惜的是，胡雪岩们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个现实。历史记载说，胡氏兴旺和衰败皆因“官”字———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当两条龙都盘聚在同一座屋顶上时，对院落的主人而言，福祸就在两可之间。
　　事实确证了这一点。

　　文化的力量
　　2002年，一个名叫谢世东的潮汕年轻人带着“合生创展”走进京城。在他十分难懂的普通话强调下，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名字拗口的公司将在天津开发一个占地18000亩的地产项目。
　　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地产开发项目，而是营造城市。地产大亨王石用“后生可畏”形容了这个潮汕人的冲劲。
　　而这不过是潮汕商帮新人类突起的标志之一。此前稍早的2000年3月，李嘉诚次子李泽楷在香港开始了香港证券交易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依借家族的强大背景，李用不到三天时间动用了超过100亿港币（交易额估价为380亿美元，）的现金将著名的香港电信收入囊中，并将之改名为“电讯盈科”，从此在潮汕商帮传奇中刻下自己的名字。
　　行内人士笑称：“李泽楷一天就赚了他老爹一辈子的钱。”然而，笑谈过后，一场有关文化的反思正在进行。
　　驰骋社会数百年的商业骑士们，在一个遍地机遇的商业新时代为什么会境遇不同？有人将之归结为精神内核的影响。比如宗亲力量和地缘文化。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经数百年来时代变迁，潮汕和宁波商帮从没有改变过宗亲力量对经济模式的干涉，其中或有消极的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宗亲存在的关系，他们变得更加团结”。
　　在潮汕和宁波商帮的发家路线图上，是一连串海外亲戚名单以及有如群星灿烂的宗亲社团名录；而在任何时候，以成败论英雄的商帮内部，提起本地本族的大户们都是带着敬畏之情，他们的发家故事被认为是个人和社会的双重必然。
　　如果对其发展作出一个详细的归纳，甚至可以无穷无尽的找出这样的案例，一个个体在某地的成功可以吸纳一个家族的搬迁；一个个体的成功甚至可以导致一个家族、一个社区的转型———这种思维在事实上延续着潮汕人和宁波人的商业血脉，并指向他们可以借鉴乃至依赖的发展方向。
　　至少在目前看来，这种力量是不能忽视的。多次声称不会对儿子的生意行为进行干涉的李嘉诚在李泽楷生意不利之时动用家族基金“救市”即是宗亲力量的确证。
　　而在地缘特征上，靠近港口和海洋的地理优势更是在潮汕和宁波商帮血液中烙下痕迹———当他们还是一个幼童时，他们就已经懂得物质需求比空泛的意识形态更紧迫。从骨子里讲，外向型经济主导下的商业团体只能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达到什么目标以及怎么达成这个目标，“他们更关心看得到的东西”。
　　没人否认这样的文化或许存在一定的缺点，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一个经济模式迅速转型的华人社会中，潮汕商帮和宁波商帮的成功保持了“商帮”这个商业经济图腾的存在以及近一步提升。
　　而在传统经济腹地的商帮们，他们更渴望在官方层面的价值认同，而这种认同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有些时候是一个团队的牺牲，更加危险的是个体的倒下甚至有可能带来整个产业逻辑和基础的分崩离析。
　　或许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了在潮汕商帮和宁波商帮开始伟大的复兴之时，徽商和晋商内部却还在进行着一场不休的讨论———历史对于现在，究竟还有什么借鉴意义。
　　这种讨论并非没有益处，至少它可以帮助曾经辉煌的晋商和徽商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线路以及商帮文化。但现在他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迅速寻找下一个突破口以取代目前自己正在失去的这个。
　　因为文化的力量，有些人正在失去传统，有些人则从传统中获得力量。这是商业社会的必然，或许更是商帮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