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关于徽州会馆的资料各位自己寻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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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 。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即使到了清代后期，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会馆仍然只是相当个别的。此时出现的一些超地域的行业组织，大多以同业公会的面目出现。明清时期大量工商业会馆的出现，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保护工商业者的自身的利益，起了某些作用。但会馆与乡土观念及封建势力的结合，也阻碍了商品交换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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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具有高度的血缘性和地缘性。以近代观点看来，这种高度的血缘性和地缘性在传统中国社会造成了零散分割的局面，加强了小群的观念，削弱了大群的意识，因而延展了我国社会的“近代化”。但自历史观点看来，血缘组织如家族制度，地缘组织如会馆制度，皆系应传统社会某些阶段中实际的需要而产生，曾具有积极的社会与经济功能。家族制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要，其经济功能可能不如一般学者想像的重要，而且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可以不论。工商性质的会馆的经济功能非常重要，曾引起不少日本学者的注意。早在一九二二年和田清已经对我国会馆和工商行会问题提出讨论。不久加藤繁和仁井田升即到北京调查若干行会和工商性质的会馆，就地搜集资料。根岸佶除了曾作全面性的研究以外，又以上海行会会馆为对象。今崛诚二则以清代及民国的归绥行社为对象。都先后有专著行世。他们研究的方法，是先对实地调查过的若干行会的组织、功能、经费、规制等加以详细的分析，然后再作一般的推论。因为他们研究的核心仍是有限数量实地调查过的工商行会，资料集中而且原始，所以易见功效，成绩超越西方学人之上。因为日本学者的主要对象是工商行会而不是地缘组织，所以他们对地缘性的会馆制度尚未曾作全部的研究。例如明清两代北京各省府州县试馆性质的会馆，他们仅仅附带提及而未加详论。他们虽对北京、上海、归绥等地的若干工商行会有重要的供献，但似乎还不能圆满解答一些比较广泛的问题。例如：我国明清及当代大都市中究竟有多少会馆和兼具地缘性的公所行会？是否仅仅北京和大的都市才有会馆？究竟会馆的地理分布普遍到什么程度？这类广泛的问题虽极基本，事实上却最难解答。内中主要的困难是由于缺乏全面性的文献和调查资料。本文主要目的之一即在详列大小城市会馆之名，以为今后中外学人更进一步较全面研究的参考。因为文献资料极端零散，大多数方志皆忽略会馆公所，这项近乎机械的工作，费力虽多，收效则甚为有限。因为文献记载多阙，本文所能列举大小各地的会馆当然不会详尽，与实际数目相差必远。但这有限的收获已经代表十余年来作者为研究明清土地、作物、人口、移民而遍翻北美所藏中国方志的附带结果之一。日本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我国业缘性的工商行会，因行会而牵涉到地缘组织的会馆。本文的研究对象完全是会馆制度，虽有时不得不兼论会馆与公所行会的关系，但重心始终在地缘组织。再前此中外学人研究我国行会及会馆制度时，往往仅注意到这种制度如何强化我国小群的观念，延展了大群意识的产生。这当然时相当正确的，前此论著已经很多，本文不再赘述。不过地缘组织表面上虽反映强烈的地域观念，但无时不与同一地方的其他地缘业缘组织经常接触，发生关系，谋求共存共荣。几百年中同一地区各种地缘业缘组织经常接触的结果，也未尝不有助于窄狭畛域观念的融消和大群意识的产生。此点前人既未多发挥，本文最后一章中当提出实际例证，以说明明、清两代的会馆制度，在我国社会逐渐“近代化”的过程中，实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至于会馆制度之起源，晚明博闻强记如沈德符、朱国桢，和合著《帝京景物略》的刘恫（当为“侗”）与于奕正等人已经不甚了了。近代中日学人无不遵循彼辈之说，以为北京会馆之制始于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嘉、隆之际。方志中幸存的资料证明早在十五世纪二十年代永乐迁都之时，即已有人创建会馆。再近人论北京会馆性质者，无不根据晚清文献和现代人士的印象，以为北京各郡邑会馆自始即系试馆。但史实并不如此。所以本文第二章中对北京会馆之起源与演变加以详论。再则我国的籍贯观念在人类史上确是相当特殊，此种特殊的籍贯观念与地缘组织之极度发达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本文第一章就分析形成籍贯观念的主要因素。至于会馆和公所的组织、功能、经费、规制等等，都是前此学人所最注意的，本文除偶一涉及以外，均行避免讨论。



【后记】

本刊原系作者综合明清社会经济史工作长期计划中一个较小的环节。因为篇幅关系，更因鉴前此学人最喜长篇抄引会馆公所规章，所以本文除必要一二处外几乎完全未用会馆的组织、功能、经费、规章这类最现成的资料。此类未用资料当另撰英文专刊择要论及。本刊只第一章和第六章涉及理论，其余四章均重史实。事实上近年来大陆上对明清经济史料的整理很有成绩，对明清业缘地缘组织也有论文和专刊，内中往往牵涉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中心理论问题。本刊作者充分了解这个中心理论问题的存在，而且个人分析论断和大陆史家有相当基本的差异。至于会馆公所的兴衰究竟与“资本主义萌芽”有无关系，究竟“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名词是否合理，因所涉极广，也只能留待今后拟撰英文诸（疑当为“著”）作中多方面详加讨论。

过去两学年中，作者曾获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The Divis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及远东文化研究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s）之课余资助。本专刊之得以完成，其他研撰计划之得以逐步实现，皆与以上资助有关，特此申谢。

一九六五初秋，芝加哥。



目录:

引言(1)

第一章 籍贯观念的形成(1)

第二章 北京郡邑会馆的起源与演变(11)

第三章 晚清北京郡邑会馆统计(府城试馆、省垣试馆附)(23)

第四章 会馆的地理分布(上)：商埠、省会、一般州县、工商镇市(37)

第五章 会馆的地理分布(下)：长江中、上游与汉水流域(67)

第六章 会馆与地域观念的逐渐消融(101)

后记(115)底注(117)

引用书目(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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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首先靠材料说话，所以何氏的研究极端重视史料，他说“个人生平不同阶段的主要著述真正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对大量多样史料的严肃考证与综合。”（第491页）其精彩案例之一就是1965年《中国会馆史论》的写作。在海外汉学界，日本的中史学人，史料用功之勤远超一般中国学人是公认的事实。大名鼎鼎的杨联升治史决窍之一就是“先以日人著述为‘引得’，不时再加自己穷检遍翻所获的心得，所以在海外汉学界赢得博学无双的美誉” （第364页）。在中国会馆史研究上，杨联升尾随日本学者仁井田升，根据道光（1834年）《重继颌县会馆录》所保存的原序，认为会馆最早创设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这在国际上几成定论。而何氏却从50年代大量方志札记中找出民国1919年版《芜湖县志》中互相印证的记录两则，确切的证明永乐迁都北京（1420年）后，即有芜湖人工部主事俞谟在北京前门外长巷三条胡同购置房地产，随即捐为芜湖会馆。于是得出 “可见会馆的起源比一般中、日学人所采取的年代要早130多年”的结论。（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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