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
发表于 2011-2-21 08:22
|
显示全部楼层
鲁迅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自然无法免俗。他的硬骨头精神表现在对于外国权势和一切其他权势的抵制上,至于文化选择上,他也是崇洋迷外、全盘西化派。他企图将抵制西方权力和崇拜西方文化区别开来,可是他忽略了一点,文化权力从来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屈从于一种文化就等于屈从于那种文化所强加给我们的权力关系。
当鲁迅按照一位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污蔑性描述来体验中国的时候,当鲁迅按照《中国人气质》的一个个观点来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时候,这个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这个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呼应西方殖民者对于我们的文化毁灭和精神奴役。
面对手抱《圣经》、胸挂十字架、口念自由、平等、博爱的对中国人的种种污蔑与批评,面对带着有色眼镜、趾高气扬地的西方传教士史密斯向中国人的心灵伤口撒盐的恶性,声称睚眦必报的五四精神领袖的鲁迅压根儿就不曾想过如何辩驳。我们痛苦地发现,无力寻找药方、只求引起疗救注意的鲁迅,竟然将这部充满傲慢、偏见与污蔑的《中国人气质》捧为至宝,按图索骥地“创造”独属于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不自觉地给所有中国人戴上了“国民劣根性”的精神枷锁。可惜,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一个中国人说破这个真相。
崇洋迷外、全盘西化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吗?
中国的崛起将是从反抗并改变这种宿命开始的。
GDP的增长只是中国崛起的铺垫,中国真正的崛起一定是从摆脱崇洋迷外宿命、挺起精神脊梁开始的。
无论是史密斯还是鲁迅,他们对于中国人性格中丑陋部分的批判都是对的。既然是对的,那不是批评得越多越好吗?
可是其中的猫腻在于,他们所批评的这些所谓“国民劣根性”,并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特性。这些本来能用人性论解释清楚的普遍性问题,全都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别有用心地偷换为中国“国民性”的特殊性问题。这一偷换就将人性中的罪恶因素全部转换成中国国民的罪恶表现,这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歧视中国、奴役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口。
鲁迅如此虔诚地服膺于史密斯的“中国论”,必定会为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留下后患。鲁迅身上,一直有一个悖论。他的目的是激励国人精神上挺立起来,尽早摆脱西方的奴役,他这方面的急切和炽热是举世罕见的。
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呢,他认为只有在文化上彻底放弃自己,完全归化西方,才能求得国人的精神独立。这是一代五四时贤的共同认识,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动机。
可是,文化本来就是精神的载体,当我们将西方文化供奉在神龛里,世世代代顶礼膜拜,我们在精神上还有可能挺立起来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