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学综述

我是一只鱼 · 发表于 2008-9-11 08:20

一、徽州学缘起

徽州学是以古徽州府辖歙、休宁、婺源、绩溪、祁门、黟六县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徽州文化的内容包括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名人、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书、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涉及徽州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学科，凡与徽州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内容，都属徽州文化范畴，通常我们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来加以概括。

徽州学作为专门学问和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它的起始至昌兴，大概可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以前为第一阶段，20世纪前五十年为第二阶段，20世纪50至70年代为第三阶段，80年代至今为第四阶段，分述如下：

（一）初始阶段

徽州文化从南宋初崛起至清末近900年时间长盛不衰，内容博大精深，引人注目。元末休宁学者赵汸在《商山书院学田记》中就记有："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故四方谓东南邹鲁。"明弘治十年（1496年），程敏政编辑出版了徽州第一部地方文献总集《新安文献志》一百卷。正德三年（1508年），程瞳也出版了一部对新安理学的渊源与发展流传进行系统阐述的专著《新安学系录》。嘉靖三十年（1551年）程尚宽又编有《新安名族志》，对徽州比较著名的五十多个氏族的源流、迁徙、分布、名人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记载。清康熙年间，休宁人赵吉土著《寄园新所寄》十二卷，搜集古今书籍中的轶闻遗事，1730余条，自撰97条，其中有关徽州的内容很多，卷十一《泛叶寄》分新安理学、故老杂记、黔兵始末，全部记的都是徽州的事迹。他特别在《凡例》中言明："故乡事不无琐细，然事属桑梓，不厌详也。"明清时期的其他一些文集、史志也都非常关注徽州的情况，如周亮工《印人传》就特别提到："自何主臣继文国博起，而印章一道遂归黄山。" 张庚在《浦山论画》中也提到："新安自渐师以云林法见长，人多趋之，不失之结，即失之疏，是亦一派也。" 由于徽州文化的影响，一些笔记、小说，如《三言》、《二拍》、《儒林外史》、《聊斋》等也以徽州人为原型进行创作。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对徽州的研究早在民国以前就已经存在。当然，这种研究还是个别领域的个别现象，而且大多是客观的记载，缺乏深入的理性思考。

（二）专题与专人研究阶段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研究的深入展开，发现许多领域、许多重要问题都与徽州有关，而且涉及到徽州的资料也很多，于就某一个专题，具体到徽州来进行研究，或者就某一个徽籍名人，进行专门研究。

徽州的篆刻艺术从明嘉靖文人篆刻艺术的确立到清末，大家辈出，连绵不断，引起艺术界的关注，黄宾虹在1907年第三年第十册30、33期、1908年第四年第七册38、39期连载发表《宾虹羼抹·叙摹印》（署名黄质）一文，正式提出"新安篆刻之学派"的观点。
徽商从明中叶到清道光时期在中国商业史独领风骚三百年，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吴士鉴1915年在《中国学报》上发表《纂修清史商例》一文，特别提到徽州商人。日本学者根岸佶1932年出版的《中国行会的研究》又专门论述到徽州商帮。徽州商人从明中叶至清中叶三百年不衰的历史现象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傅衣凌教授从30年代开始就注意徽商资料的搜集整理，1947年完成《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团史初稿之一》长篇论文，发表在《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第2期上。与傅衣凌先生同时，日本的藤井宏先生也在独立的从事徽商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并将其初步成果吸收到《明代盐商的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一文中，1953~1954年正式发表《新安商人的研究》。中译本连续发表于《安徽历史学报》（1958年第2期）和《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1期上。

明末清初徽派版画以其秀丽、妩媚的情调，工整、精致的画风独步海内，盛极一时。1934年郑振铎开始对徽派版画进行研究，在当年11月11日《大公报·艺术周刊》上发表《清代徽州的版画》一文。在以后的日子里，郑振铎一直注意收集徽州版画资料，研究徽派版画，给予徽派版画以极高的评价。1940年他在《中国版画史序》中指出，"歙人黄刘诸氏所刊，流丽工致，极见意匠。十竹斋所刊画谱、笺谱则纤妙精雅，旷古无论，实臻彩色版画最精至美之境。

对新安画派展开研讨的文章有黄宾虹《渐江大师事佚闻》（署名予向），发表于1940年《中和》月刊第1卷第5、6期；黄宾虹《垢道人佚事》（署名予向），发表于1943年《中和》第4卷，第3、4期。在这两篇长文中，黄宾虹分别对渐江和程邃的生平、事迹、画迹和艺术成就，进行了全面的研究。郑秉珊《新安画派概况》，发表于1946年6月11日《中央日报》。

对徽州人物的研究方面，清末民初，一些革命志士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从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进行民主革命的需要出发，对具有启蒙主义思想的戴震进行重点研究。戴震，字东原，休宁隆阜（今属屯溪区）人，"乾嘉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精严考据的基础上阐发义理，把对理学的批判与对封建特权的批判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起一套具有人道主义的人性理论。章太炎首先评论和推崇戴震，认为戴震的思想不亚于卢梭和孟德斯鸠。 1923年，梁启超倡仪发起戴东原诞辰二百周年纪念活动，撰《戴东原先生》。1924年1月29日梁启超主持召开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纪念会，组织出版了《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纪念文集》。1927年，胡适出版《戴东原的哲学》专著（商务印书馆），对戴震哲学的内容和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这一阶段对戴震在音韵、训诂、天文、历法、算学、心理学等各个方面都有人进行了专门研究。主要有钱宝琮《戴震算学天文著作考》，载《浙江大学科学报告》1934年第1卷；郑其龙《戴东原治学精神和方法》，载《文化先锋》1945年第5卷等。

由于民国初期刚刚推翻满清统治，社会上普遍存在排满情绪，因此明末清初徽州的抗清义士金声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金声，字正希，号赤壁，休宁瓯山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官至御史、监军。清兵攻陷南京，他即与学生江天一（歙县人）等起兵抗清，以"杀虏者昌，降虏者亡"为口号，先后收复旌德、宁国、泾县、宣城等地，声震一时。后因大批清兵拥至，兵败被俘，于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五日与江天一就义于南京雨花台。熊鱼山在《神州丛报》1913年第1卷第1期和1914年第1卷第2期上发表《金正希年谱》，对金声一生的活动事迹进行了全面的钩沉和研究。1916年，古欢又在《进步杂志》第9卷第2期上，发表《金正希与基督教》一文，对金声与基督教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抗敌御诲的需要，对金声的研究再度掀起高潮。1935年，吴景贤在安徽省图书馆主办的《学风》月刊上，推出4篇金声研究的系列成果，即《金正希与抗清运动》（第5卷第1期）、《金正希之地方自卫》（第5卷第6期）、《金正希与抗清运动》（第5卷第6期）、《金正希之地方自卫》（第5卷第6期）、《金正希之学术》（第5卷第8期）和《金正希之思想研究》（第5卷第9期），四篇论文分别从抗清自卫、学术思想等方面对金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抗战爆发后，又有陈友琴的《金正希与江天一》、陈垣的《休宁金声传》等关于金声的研究论文问世。

作为马克思在《资本沦》中提及的惟-的中国人王茂荫，也是这一时期研究相对较为集中的人物。1936年，郭沫若在《光明半月刊》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揭开了当时学界王茂荫研究的序幕，在这之后，又有谭彼岸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问题》，王璜的《王茂荫的生平及其官票宝钞章程四条》、《王茂荫一裔访问记》，以及吴晗的《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币制》。"

这一阶段对徽州历史人物研究，涉及到的还有俞正燮、汪莱、程瑶田、绩溪"三胡"等。俞正燮，字理初，黟县人，道光元年（1821年）中举。通经史百家，擅长考据，是一位史学大家。1933年，梁园东在《人文月刊》第4卷第2期上发表《俞正燮的史学》一文，对俞正燮的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两年后，孙忏绮又在《晨报》1935年9月17日《艺圃》专栏上发表《俞理初先生年谱摘误》一文，对俞正燮年谱中有关讹误作了摘录与考证。此后，洪素野和知堂分别写了《清代大著作家俞正燮故乡访问记》和《俞理初的诙谐》二文。1942-1943年，柳雨生所作《黟县俞理初先生年谱》在《真知学报》1942年第2卷第3期、1943年第3卷第1期上连载。汪莱，字孝婴，号衡斋，歙县瞻淇村人。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著有《衡斋算学》七卷，在割圆术、级数、方程式论等方面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1936年，钱宝琮在《浙江大学科学报告》第2卷第1期上发表《汪莱衡斋算学评述》，对汪莱的数字成就进行了研究。程瑶田，字易田，号让堂，歙县城东人。是清代经学大师，精通训诂，治学注重实证，颇为精审。1938年，商承祚在《金陵学报》第8卷第1、2合期上发表《程瑶田桃氏为剑考补正》；1940年，孙海波在《中和》第1卷第5期上发表《程让堂学记》；1943年，朱芳圃在《河南大学学术丛刊》第1期上发表《程瑶田年谱初稿》，对程瑶田的生平活动与学术事迹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绩溪"三胡"是指清乾嘉时期绩溪县城里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翬祖、叔、侄三人的合称，三人在礼学上都很有造诣，故又称"三胡礼学"。1935年，王集成在《浙江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6期发表《绩溪经学三胡先生传》，对"三胡"的生平及学术事迹和贡献进行了探讨；1943年，《中日文化》杂志第3卷第8、9、10期连载沈筱瑜的《绩溪三胡氏学通论》对"三胡"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这一阶段的徽学研究，除了对专题和专人进行研究外，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主要有吴景贤的《紫阳书院沿革考》、《明清之际徽州奴变考》，蒋元卿的《黟县著述人物考》、《休宁县著述人物考》，刘雁声的《徽班入京的年月是什么时候》等。

（三）契约文书发现与专题研究深入阶段

徽州契约文书是随着徽州文献古籍的外销而流出来的。在历史上，徽州人文荟萃。有"东南邹鲁"之称。留有大量文献古籍，这一方面是因为徽州在明清两代是刻书和印刷业发达的地区，曾刻印过大量古籍，另一方面徽商"贾而好儒"，其中不少人是科举失意转而经商的，他们把科举仕途的希望寄托在子侄们身上。所以，他们常在外地购买古籍运回家乡，供在家的子侄们学习，有的建有家族图书馆和藏书楼。因此，徽州又是全国文献古籍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

民国时期，上海、杭州的书商和文人就经常到徽州来购买古籍。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屯溪以贩卖古籍为生的小贩就有一百多人，在屯溪老大桥一带形成热闹非凡的古书市场。建国初期，有些人把古旧书籍当成封建糟粕，大量变卖焚毁。1953年，屯溪和歙县两地的私营土特产信托公司，收作纸浆的古籍竟达3万多斤。1956年9月，屯溪市文化馆从屯溪爆竹合作社的废纸堆中，一次就抢救出比较珍贵的古籍800多斤。1956年10月，屯溪古籍书店开业，仅头4个月就收购古籍7万多册。其中有明成化刊本《沧海遗珠》、嘉靖刊本《新安名族志》、万历刊本《三关图说》，以及清代禁书全毁本明版李卓吾的《初沄集》等珍本1千多册。北京中国书店、上海旧书店一次就选购去6700多册。当时从徽州民间收购、销售的契约文书的方式，据原屯溪古籍书店的负责人余庭光回忆，古籍书店对收购来的契约文书进行整理。如把从宋到清各代都有的赤契编作一套，可以卖较高价格。又将那种打手印的卖身契检选出来，以较高价格出售。其他契约，则明代官契五角一张，若草契、官印契（即官版契纸）和契尾，所谓"三红原契"齐全，可卖到一元五角或两元五角。为了向外地推销古籍和契纸，古籍书店分别编有《古籍目录》和《契约目录》，寄往全国各地。1957年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徽州发现宋元时代的契约》，契约文书开始受到学术研究机构的特点重视，中国科学院历史一、二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所、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市博物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州中山大学、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安徽师范大学，还有新疆、兰州、西安、成都和重庆的一些大学都通过屯溪古籍书店和上海古籍书店、北京中国书店购藏了大量有价值的徽州契约文书。据后来的统计，当时发现并被各大图书馆、研究机构购藏的徽州契约文书约共有10万余件。

屯溪古籍书店后来的经营范围扩大，不限于古籍和契约文书，于是1961年12月在古籍书店的基础上成立徽州地区文物商店，1963年成立徽州地区博物馆筹备处，与文物商店合署办公，1978年正式成立徽州地区博物馆，1988年改称黄山市博物馆。黄山市博物馆从文物商店移交的契约文书登记为28013件（册），其实据我所知，建馆后还陆续征集了一些契约文书并没有登记造册，其中有整本的田土号簿、户帖和鱼鳞图册，据我的估计，黄山市博物馆的契约文书总计约在3万件（册）左右。

50年代和60年代媒体对徽州契约文书的发现，作过一些报道。余庭光1957年在《文物参考资料》第10期上发表《徽州发现了宋元以来的契约》，1958年，余光庭又在《文物参考资料》第4期发表了《歙县发现明代鱼鳞图册》、《徽州地区收集到万余件珍贵资料》两文，将徽州契约文书的收集情况进一步向外界作了报道。此后，有关徽州契约文书被发现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1959年，王咨臣在《文物》1959年第11期上，发表了《江西文管会在婺源收集了许多图书资料》一文，对婺源县契约文书的发现作了报道。1961年，《文物》第1期又报道了《安徽省博物馆征购到两张万历年间卖身契》消息。一些学者也开始利用徽州契约文书从事学术研究，傅衣凌在1960年《文物》第2期上发表《明代徽州庄仆文约--明代徽州庄仆制度之侧面研究》，苏诚鉴在1963年2月9日的《安徽日报》上发表《从一批租佃契约看鸦片战争前徽州地区封建地租剥削》。两文分别从庄仆制和地租剥削层面考察了徽州明清时期农村阶级形态。

这一阶段，徽州文化专题研究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拓展。对原有徽商、徽派版画、新安画派专题研究的表现在：

一是徽商研究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重视。1956年傅衣凌将其发表的有关明清商人与商业资本的论文集结成《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一书，《明代徽商考》被收入该书。1957年，曹觉生以回忆录的方式，发表《解放前武汉的徽商与商帮》一文，傅衣凌在1958年第2期《安徽史学通讯》上，发表《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对徽商中的婺源商人进行了爬梳与钩沉。同年，陈学文以陈野的笔名撰写了《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试以徽州一地为例来论证明清时代商业资本的作用问题》一文，发表于1958年第5期的《安徽史学通讯》。关于徽商的研究，这一时期还有秦佩珩的《徽商考略》、杨德泉的的《清代前期两淮盐商资料初辑》等。日本学者藤井宏于五十年代初发表了徽商研究长篇巨作《新安商人研究》，这是海外学者徽商研究的拓荒之作。作为藤井宏的后继者，重田德于1967年完成了《清代徽州商人的一个侧面》论文，生动地描写了清代后期徽商的活动。

二是徽派版画研究非常活跃。马彬在1957年1月9日《安徽日报》上发表《徽派版画》一文，对徽派版画进行介绍。戎克在《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4期上发表《徽派版画中复制西洋作品问题》，对《程氏墨苑》中翻刻的四幅西洋宗教版画"信而步海、疑而即沉"、"二徒闻实，即捨空虚"、"滛色秽气，自速天火"、"天主像"进行研究。张秀民则在《明代徽州板画黄姓刻工考略》一文中，对明代歙县虬村黄氏刻工精于版画雕刻，有世系字号的31人，进行了考证。王重民的《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认为，用套版印刷彩色的图书和图画起源于徽州，是我国在全世界印刷史上的第二次大贡献。智龛《十竹斋主胡正言》一文则对胡正言创制"饾版"和"拱花"技法，从事彩色版画印刷的成就进行了研究。尹润生也在1962年11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方氏墨谱》与《程氏墨苑》，对两部墨谱的艺术成就进行介绍。蒋元卿《徽州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也用大量的篇幅谈到徽派版画的成就，同时这篇文章也是最早对徽州刻书进行研究的文章。陆凤台《明清时期安徽的雕版印刷工艺》，重点也谈到了徽派版画。

三是新安画派研究又出了一批新的成果。郑秉珊1958年在《安徽史学通讯》第4期上发表《安徽画家概述》，重点介绍了新安画派家的情况。汪世清、汪聪重点研究新安画派代表人物渐江，出版了渐江的资料汇编--《渐江资料集》，对渐江的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野山发表有《程邃及其画法》，对程邃的生平及其艺术成就进行了论述。这一阶段还开始了对徽派建筑和徽剧的专题研究，成果显著。

徽州是明清占建筑保存相对较为完整的地区之一。1953年，著名建筑史研究专家刘敦桢发表了《皖南歙县发现古建筑的初步调查》，对歙县西溪南乡古建筑进行了考察。后来张仲一等又出版了《徽州明代住宅》(建筑工业出版社1957年版)专著。这一阶段研究徽派建筑的著述还有殷涤非的《皖南古建筑调查中的一些认识》，胡悦谦的《徽州地区的明代建筑》等。
徽剧是京剧的前身，京剧不仅继承了徽剧的声腔，而且从剧本、脸谱到舞台表演艺术，乃至伴奏音乐，都秉承了徽剧的传统。因此，有人说"徽剧乃京剧之母"。1956年8月12日，程宽在《安徽日报》上发表《古老的剧种--徽戏》，开始对徽剧进行介绍。1958年，洪非在《安徽史学通讯》第4期上发表《谈青阳腔与徽剧的源流》，论述两者之间的源流关系；在同一期刊物上还发表了赵景深《安徽曲家考略》，其中涉及不少徽州曲家的情况。刘静源在1959年第3期《戏剧报》发表《从徽剧的演变谈到徽剧的新生》，讨论了徽剧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提出徽剧的创新问题。之后，周思木在1960年第5期《虚与实》上发表《徽戏今昔》，均宁在1961年7月16日《安徽日报》上发表《说"徽调"》，对徽剧特色和徽剧创新的探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这一阶段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徽剧的抢救和发展，1951年休宁县成立了"群乐徽剧团"。1956年合肥成立了"安徽省徽剧团"，从徽州聘请老艺人任教，培养年轻演员，挖掘、整理剧目。1959年，徽剧进京演出《水淹七军》、《淤泥河》等剧，获得好评。1961年又成立徽州地区徽剧团，使传统徽剧在其发祥地得到很好的保留。

徽州文房四宝的研究也引起大家的兴趣。1951年，宁千在3月22日的《大公报》发表《湖笔徽墨》一文，介绍徽墨。1957年，蒋元卿在《史学工作通讯》第3期上发表《略谈"徽墨"的发展》，概述徽墨发展史。1958年，周玄在《安徽史学通讯》第4期上发表《曹素功制墨考》，对制墨名家曹素功的制墨活动进行了考证。张子高则对另一制墨名家程一卿和他所制的墨进行了研究。鲍幼文的《徽州的"文房四宝"》对徽州唐代以来墨、砚、纸、笔的生产制作历史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这一阶段的人物研究涉及戴震、王茂荫的文章较多。研究戴震哲学思想，是戴震研究的重点，主要论文有雅布·拉杜里札图洛夫斯基《戴震--中国著名的启蒙派学者》、周辅成《戴震的哲学》、亦冰《世界哲学史中的戴震》、冒怀辛《关于戴震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11等。对王茂荫研究主要是围绕他的货币思想展开，主要论文有叶世昌《王茂荫代表商人的利益吗》○12、高鸿志《王茂荫和他发行钞币计划》○13、巫宝三《略说王茂荫的货币理论》等。○14其他涉及到的徽州历史人物还有汪蔚云《试论金声、江天一的抗清斗争》○15，张煦候《程瑶田的训诂学》○16、宋大仁《汪石山像传》○17、予锋《汪廷讷应该编入〈安徽历代文学家小传〉》○18、梁恒心《郑复光的放字镜》○19等。

（四）徽学的全面昌兴阶段

80年代以后，徽州学昌兴，进入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主要表现在：

1、研究范围扩大。从徽商、徽派版画、新安画派、徽剧几个专题，扩大到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各个领域，凡与徽州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内容，都有专文加以探讨。1998年，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发起组织编写大型的徽州文化研究丛书--《徽州文化全集》，《全集》共分22卷，内容包括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宗族、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刻书、徽州文献、徽州历史档案、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州戏曲、徽州工艺徽菜、徽州历史人物，每卷30万字左右，全部完成将近700万字。《徽州文化全集》目前已经完稿，正在安徽人民出版社付印出版。《全集》所涉及的内容，体现了徽州学研究领域的广阔。

2、出现了一批专门性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1985年，安徽省徽州学研究会在合肥成立，在徽州故里，也成立了徽州地区徽学研究会，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早创建的徽学研究学术团体。两大徽州学学术团体建立后，致力于团结海内外徽州学研究人士。1989年，在徽商聚居地杭州，也成立了杭州市徽州学研究会。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徽州学学术团体成立后，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创办了融学术和信息为一体的刊物，并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出版论文集或资料集。这些学术团体在推动徽州学的普及和研究的深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徽州学研究学术团体不断建立的基础上，徽州学研究的学术机构也应运而生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大学也设有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有徽学研究所，黄山学院有徽州文化研究所，中共黄山市委党校有徽州文化研究院。

3、国外学术界对徽州学研究的参予日益活跃。由于徽州文化的典型性和独特性，徽州学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海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许多国外学者还专程来徽州实地考察、交流。

4、出现专门研究徽学的学术刊物。1985年，徽州地区徽学会（后易名黄山市徽学会）创办《徽学通讯》和《徽学》两个会刊。同年，安徽省徽州学学会主办《徽州学丛刊》。2001年，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办又创办大型学术集刊《徽学》。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江淮论坛》杂志率先开辟了《徽商研究》专栏，而后随着徽州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该栏目又进一步扩大为《徽州学研究》。1984年，复刊后的第一期《安徽史学》杂志即发表了多篇徽学研究论文和资料辑录。在徽州，由徽州地区社联（后易名为黄山市社联）创办的《徽州社会科学》和徽州师范专科学校主办的《徽州师专学报》（后易名为《黄山学院学报》）发挥地区优势，创刊伊始，即用较大篇幅开辟了徽学研究的专栏。除此之外，《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和《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等学术杂志，也先后开辟徽学研究专栏，发表海内外徽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应当说，上述这些学术刊物《徽学研究》专栏的开辟，对促进徽学的发展和海内外徽州学界的学术交流，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5、徽州学研究的学术活动频繁。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徽州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徽州学研究者们深深感到加强徽学界学术交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徽州学研究者只有在学术活动中才能得到有益的交流，而徽州学的研究水平则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得到提高，任何人为封闭和闭门造车都不利于徽州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提高。

6、学术成果丰硕。1983年，叶显恩先生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出版，这是一本较早系统研究徽州的专著。随后又有周芜《徽派版画史论集》，，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唐力行《商人和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王乐匋主编《新安医籍考》等学术专著相继出版。同时一些资料性著作和工具书也相继问世，如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王玉欣、周绍泉主编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安徽省博物馆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严桂夫主编《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王珏欣等编《徽州文书类目》等。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3年4月底止，共出版有60余部徽学原始资料、资料汇编和调查资料（含点校和影印出版），50余部徽学研究专著和译著（不含内部出版），8部国内、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和徽学专题讨论会论文集，公开发表徽学学术论文1000余篇。

7、徽州文化知识普及和保护开发利用取得显著成就。徽州文化博大精深，它不仅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同时又具有很高的现实利用的价值。因此，对徽州文化进行普及教育，让徽学从深奥的学术象牙塔中走入平民大众，也是徽州学界面临的课题。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1994年，季家宏主编《黄山旅游文化大辞典》，其中三分之二的内容涉及徽州文化，并以浅显的文字对其作出诠释，是最早、最全也是最具权威的徽州学普及读物。2000年，叶如强主编《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歙县丛书》，以徽州学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散文式的笔调，全方位多视角展现歙县几千年恢宏的历史文化，是一套面向社会、雅俗共赏，知识性、可读性兼具的普及读物。2002年，叶如强又主编了《徽州文化知识读本》，从更深层面对徽州学的有关知识作出回答，语言通俗易懂，回答问题深入浅出。2002年，辽宁人民出版社也策划出版了一套《中国文化遗珍·徽州卷》丛书，分六册，全书也是散文笔触，图文并茂介绍徽州文化的普及读物。

在保护、开发、利用徽州文化资源方面，成绩更加突出。1990年，黄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2000年，西递、宏村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在一个小小的地级市，拥有两项世界遗产，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从80年代初开始，无论是原来的徽州地区还是现在的黄山市，一直注意徽州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目前黄山市已开发出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人文旅游景点20多处，西递、宏村、棠樾、唐模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这不仅有效地抢救、保护了文物，也创造了社会效益，并已成为黄山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