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

教父

中美合作所雄村特训班位于黄山脚下的歙县雄村风景区，雄村特训班在中美合作所中最先开办，规模最大，最迫近日伪的京沪杭心脏地区。先后培养了8000多名抗日青年特工。

戴笠两次参加毕业典礼
    约1944年12月，戴笠来到雄村，参加第五期学生毕业典礼。那天发生了戴笠怒训副主任郭履洲的事。他在大会上表扬前十名毕业生，将自带的美国派克金头钢笔奖给第一名学生，其余第二至十名则以衣服及衬衣、皮鞋等物资作为奖品给他们作为留念。
    事后训话时，戴笠问起少将副主任郭履洲为何不处理林学哲时，戴笠大发雷霆，将桌一拍，茶杯滚到地上。不但郭履洲立正站着，不敢动，全场官兵心胆都惊吓得鸦雀无声，由他痛骂。
    此事原委是这样的：1944年在一次早晨集合升旗时，副主任郭履洲发现助教林学哲未到，派人去叫他，林来时气势汹汹到台前将卡尔德手枪交副主任，要求副主任打他，副主任不理他。在开过升旗会以后，郭履洲回办公室叫秘书室将此事上报军统局，后军统局戴笠指示以极刑处理林学哲。
    副主任一方面爱惜人才，另一方面又碍于林是戴原来的卫士，所以没有照办。没想到他因违背戴笠旨意而招祸。第五期后，戴笠即下令将郭履洲调去福建玉壶第八班为副主任了。后调第八班的少将教育长娄剑如来雄村班为副主任。
    1945年8月15号，戴笠由屯溪来雄村，所带人数约有50人左右。他是坐软椅由8个抬夫抬来的，随从卫士约有30多人，每人两支枪，一支卡宾步枪，一支左轮或考尔德手枪。美国特务头头梅乐斯准将及翻译官等一起到班。梅乐斯和翻译等主要人物都住在洪家社屋的主任办公室内，其余则临时住在竹山书院的其他房内。17号戴笠在早晨升旗后讲话。
    第二天我们获悉所有官佐在大操场上聚餐。在11时后，副官们已将菜等拿上桌，不巧突然下雨，副官们又将菜肴拿回房间。至12时半雨停再行拿出上桌。这时少将副主任娄剑如要去请主任戴笠聚餐的，因他不到谁也不敢动一动。可娄剑如去请了三次，戴笠都不理，娄剑如骇的不知所措。
    后来他托了许多高级干部去请（如与戴同来的秘书、翻译等），戴总算来了，娄向戴报告所到的官兵人数，戴也不理他，向指定的桌边走去。当戴宣布大家可以吃时，娄仍立正站在他身后一动也不敢动。这样等到大家吃好结束后，娄仍坚持站立，后由秘书等劝他回去。这件事的原因之一是娄由八班调来时延迟了时间，五期郭履洲调去时，他到第七期才来接任，中间都由少将教育长汪浩然代理。
    其二是他到任后威风派头太大，各官佐说他新官上任三把火，不称心意不是骂，就是令下跪。这次这些人告了他一状。因此，戴笠对他非常不满。第三天第一支队出发时，戴笠下令叫他随第一支队走。当船到浙江淳安时，戴笠又令他下船，在淳安待命。后来不知如何。
    短暂的雄村训练班     雄村训练班的主要负责人员及机构设置情况：主任戴笠，少将副主任郭履洲至五期，七期由娄剑如接任。少将总队长张国，少将教育长佘万选、汪浩然、黄天存。
    副主任办公室设在崇报祠（崇报祠现已改为几间平房），后面平房为秘书室，上校秘书罗孝先。总务组在前面，上校组长张东生，七期是晏子风。政训组在崇报祠左前面，上校政训组长吴志慎。
    教务组在后池塘新建的办公室内，上校教务组长马鹏飞。会计课在后面的祖宗寝室前，中校会计课长李型昌。医务所设在汪渭徵家中，中校医务所长钱景初。电台设在河对面慈光庵内，少校台长章德善。特务连设在曹怀曾家中，少校特务连长陈汉卿。通讯班设在曹守仁老屋阶梯边，少尉通讯班长陈天理。翻译室设在八角亭的听风楼，中校翻译主任周关。
    助教室在竹山书院边房，上尉助教林学哲。气象台设在航步村下高坞山上。美教官住在八角亭楼上：负责人第一至第三期是马斯德中校，第三期至六期是巴尔金少校，第六至第八期是贺登上尉。大队部：上校大队长张葆琛，五期后是罗云柏接任。粮衣等库设在曹养民家，上尉官库军需徐良。军械室设在竹山书院边房，上尉军械员陈允恭。少校副官主任住在曹冶辛家。本班部官佐厨房由上尉副官周景堂负责。
    雄村训练班在1945年8月第八期时结束，共计两年又2个月。第八期只开训了半个月。各期训练班情况具体如下：
第一期 1943年6月至12月，共受训6个月，学生为3个中队（300多人）。
第二期 1944年1月至3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5个中队（600多人）。
第三期 1944年4月至6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7个中队（900多人）。
第四期 1944年7月至9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4个中队（600多人）。
第五期 1944年10月至12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6个中队（800多人）。
第六期 1945年2月至4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8个中队（1000多人）。
第七期 1945年5月至7月，共受训3个月，学生为9个中队（1200多人）。
第八期 1945年8月开训半个月即停办（1200多人）。
    该班发生的特殊情况是在1944年第三期中，学生由广德来时吃不了这种苦（吃的是糙米，每餐只有几个辣椒，穿粗布衣，早上起床只有五分钟，一天三操九堂课），发生了逃跑事件。一次抓回两个，开大会决定枪毙，一个由美教官保下，一个由特务连带去花山顶执行枪毙。另一次是学生游泳在河的深处跳水被淹而亡。还有一次上实弹射击时，有个学生隐避不当被打死。所以该班共计死了三个学生。
    该班学生主要来源是由安徽广德王岭的别动军忠义救国军，该部的驻地与苏、浙、皖接近，他们专以游击战为主化装打入沦陷区，破坏日军的仓库和道路等。该班第四期学生在七八月间，由上尉助教郭志丰和巫铭田率领了第一中队的少数学生，大约一共只有十四五人去浙江沦陷区做破坏试验。
    他们去了十多天，回来后在操场边的竹山书院门口大放爆竹以示庆功。据说这次去浙江，他们化装渔民成功炸毁了诸暨大桥和杭州日军仓库。那个时期我们只知道该班与部队都是抗日打日本人的。
训练班编制表
副主任室
秘书室-书记室
总务组-副官股
政训组-指导员
教务组-教官室
会计课-军需室
医务所
电台
特务连
通讯班
助教室
气象台
美教官室
大队部-各个中队
粮库
军械室

神龙的传人

原来还有这样的历史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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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的外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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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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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历史误解的中美合作所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歌乐山下设立的那两座臭名昭著的关押政治犯的看守所——“白公馆”和“渣滓洞”，曾被称作是“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也曾一度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其实，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并非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支持下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
　　
　　“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开始考虑与中国合作，进行对日军的电讯侦译技术研究，搜集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的陆、海、空军事情报以及这些地区的气象、水文资料。
　　中国方面则希望与美国进行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并在对日心理战和在敌占区进行破坏活动等方面接受美国的训练，同时希望得到美国先进的电讯器材、武器装备和运输工具。
　　1943年4月15日，由中美两国军事情报机构联合组建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在重庆正式成立。
　　
　　抗战中，“中美合作所”在电讯侦测、密码破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在对日作战中破译日军密码。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
　　其二，提供气象情报。“中美合作所”建立了若干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的气象工作站、观测哨等，这些气象情报在美军对太平洋上日占岛屿展开逐岛进攻和轰炸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战后，美国海军部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向美国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攻击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
　　其三，“中美合作所”还在各地陆续开办了一系列训练班，如特种警察训练班、军事情报训练班、气象情报训练班、战地医务人员训练班、爆破训练班等。
　　此外，为在短期内为中国训练一支5万—10万人的现代化武装游击部队，“中美合作所”还陆续在四川重庆、湖南南岳、河南临汝、安徽雄村、绥远陕坝、福建建瓯等地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
　　除去军事行动外，“中美合作所”还进行了一些对日心理战、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用秘密广播对日伪电台进行干扰和反宣传，在日伪军中制造恐慌情绪，鼓舞敌后抗日军民的斗志；印制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日伪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著名漫画家叶浅予就曾受聘在“中美合作所”从事抗日漫画宣传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当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时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经军统局报蒋介石备案，“中美合作所”中的军统局人员回军统局报到，非军统局人员则发给三个月薪金遣散。到1946年7、8月间，全部手续办理完毕。
　　
　　“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并不是一回事
　　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师长白驹的乡间别墅，1939年冬由军统局用作临时看守所。当“中美合作所”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白公馆房屋则让给美方人员作为住所，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直到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白公馆才又恢复其关押政治犯的职能（后称为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关押较高级别的政治犯。
　　渣滓洞看守所，原是因白公馆看守所人满为患而增设的，1946年底将人犯迁回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后于1947年底又重新开张（称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主要关押在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抓捕的教育、新闻界人士，“小民革”地下武装案被捕人员，川东三次武装起义被俘人员，《挺进报》事件被捕人员和民革川东、川康分会成员。
　　当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于歌乐山下的政治犯中，一些人（如叶挺、廖承志、许晓轩等）是在“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前关押于此的，另一些人（如杨虎城、许建业、江竹筠、陈然等）则是在“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才关押于此的。对政治犯的屠杀，全都发生于“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
　　不过，由于“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负责人是在国民党内外名声都不好的军统局负责人、特务头子戴笠，美方副主任梅乐斯又不顾美国当局禁令，竭力介入国共两党冲突，再加上该所训练的作战人员、警察和特工，以及美方提供的武器和设备都被国民党当局用在了内战中，因此，该所便有了一个“扶蒋反共”的恶名。
　　由于这些原因，“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在其原址及其附近发生的监禁、虐待和屠杀政治犯的恶名，都被记到了它的帐上。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时发生的对在押政治犯的集体大屠杀，更被宣传为“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使“中美合作所”声名狼藉。再加上小说《红岩》及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的渲染，“中美合作所”遂成为反面形象，至今在许多人印象中还是“法西斯集中营”。但实际上，这种印象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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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这些，LZ让我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