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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近代以来江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徽州籍的茶商、典商及
其他中小商人为数众多。集历代歙县方志之大成的民国《歙县志》,
就是由歙县旅沪同乡会资助修纂的。据该书记载,歙县有首安堂丙舍
(殡舍)二所,系由旅沪同乡集资修建,并就近置备田亩,办理自沪
运柩回歙及寄厝掩埋等事。有学者估计,1920年侨寓上海的徽州人就
不下五万人。因此,后来爆发的中日战争,就给这些徽商的经济及其
乡土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笔者最近觅得一份徽商信函,其中
反映了日军侵华期间徽商受到的冲击: 母亲大人新禧,八岁以来,诸凡迪吉,万事锦祥,敬贺叩贺。敬
禀者:旧庚岁尾,上海发生战事颇烈,宝山路既变作战场,男于廿五
日离沪来松(引者按:即松江),暂俟稍宁无硬(碍?),再行还申,
料此事不久当可解决。何期还申,现尚未定。外面父亲与男均皆安吉,
请勿远念!旧庚岁底开支应付情形,有假(暇?)望祈赐复。再,尉
萼之款,未知可否清楚,请一并答示为要。特此敬请 福安,并祝 新禧百益! 男柏林叩贺 复示寄松可也。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
蒋光鼐、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从而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1月28日恰值阴历十二月廿一日,故曰“旧庚岁尾”。宝山路所在的闸
北一带是当时抗战的主要战场,停泊于黄浦江战舰上的日机飞临闸北
轰炸,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即在此次事变中为日机炸毁,
闸北一带受到了惨重的损失。徽商汪柏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避居松
江(松江早自明代开始,便是徽商重点经营的据点)。 上述信函是写在两页红纸上(徽州人新年信函例用红色信笺),
夹在一册《定礼府君丧费簿》文书抄本内。文书封面除书名外,还有
“民国廿四年岁在□□[乙亥]/怀德堂陋室/汪承烈志”的字样。
文书中夹有一张紫色复写纸,封二画一非常时髦的女姓(沪上打扮),
似乎即用此复写纸临摹而成。文书内容墨迹抄誊于“荣华堂”所印的
朱丝栏帐簿之上,其中除了记载汪定礼的丧费开支以外,还有会文书
及汪氏家族成员的小传等。从中可以了解,作者汪承烈(当即汪柏林)
生于宣统三年(1911年),系歙县南乡人,“世代相传,以农耕为活”,
到他父亲这一代起才开始弃农经商,有个侄子在上海新陆正大绸布号,
尚未满师。文书中的《自序》对于前述信函的内容,有着更为详细的
记载: ……民国十九年岁次庚午,余随父亲于松江。廿年二月间,赴
沪,初学百货,同事有程观生、章养芳,皆徽人。至下年阴历十二月
廿一日夜,日人寇沪,闸北悉为飞机所毁,店毁无遗,余随彳(行?),
行李箱囊价值两百金,均为国牺牲。然余逃避至松江父亲处,至二月,
同程观生由松起彳(行?)赴杭,由陆路回里,该岁是民国廿一年岁
次壬申。……廿六年,……三月偕灶荣回沪,七月沪战起,是为举世
注目之八一三也。余困沪五年,未返故乡,延至今岁四月十九日离沪。
随吴润生、方秉衡、方和顺等趁火车至苏州,再趁小船穿太湖,入鸿
桥,到梅溪(以上皆沦陷区,梅溪即国军守线),入孝丰、安吉、於
潜、昌化等县,而入本邑,途行七日,旱程四百廿里,坐小推车半程,
共费旅费百十元。…… 1937年8月13日(阴历七月八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当地中
国驻军在第九集团军司令张治中的指挥下奋勇抗击日军,此即举世瞩
目的“八·一三事变”。徽商汪柏林在“一·二八事变”中损失惨重,
事变结束后数月才返回上海,经同乡介绍,就职于北河南路的涌锡祥
南号。“八·一三事变”之后五年,历经艰辛方才逃回家乡。文书备
述两次事变中损失之惨烈及逃离上海返归故里之艰难。这让人想起咸
丰兵燹时避居绩溪的徽州人汪士铎所指出的:徽州人“世治则出而贸
易,世乱则归家”。(《汪悔翁乙丙日记》)日军侵华在徽州引起了
强烈的反应。据当地编辑的一册《抗日专刊》(油印本)记载,休宁
安徽省立第二中学“成立义勇军,全体受军事训练,以备赴前线杀贼。
组织宣传队,课余四出演讲,以促民众之注意,知亡国之无日”(
1932年1月新安汪启疆序),并通过屯溪电报局通电全国父老。该书中
还收录了一份《勖全国学生加紧军事训练共赴国难》的来稿: 国耻累累雪不清,我言抵货彼增兵,辽东如入无人地,朔北频传
复辟声,赳赳武夫惟退让,莘莘学子欲从征,十年教训嗟何及,猛着
先鞭效祖生。 救国中坚仗学生,兴亡有责实非轻,誉髦尽作先锋队,黉舍肯成
大本营,文士道兼武士道,弦歌声带凯歌声,由来不教终难战,军练
相期速进行。 婺源花桥程筱鹏泣告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战机多次空袭歙县县城,造成较大的人员伤
亡及财产损失。笔者手头的另一册民国三十五年《继福公清明薄》记
载,一九四六年由于“战后物资高涨益炽”,原来清明祭祀时规定的
十碗供品,族人公议改作:粉干、山粉、猪肉、酒包、鲜笋等五样各
上两份,以减少开支。清明是徽州人最为隆重的传统佳节,祭祀亡灵
所需的物品(包括锡箔、海产品等)主要来自江浙一带。抗战军兴,
江南锡箔业的中心——杭州和绍兴相继沦陷,徽州的锡箔货源遂告枯
竭;而行商于外的徽州人,或因损失惨重,或因道路梗阻,而无力或
无法将祭祀所需的海味等寄回故乡。这种局面,可能在抗战结束初期
也仍未改观,故而清明祭祖扫墓时不得不降格以求。可见,日军侵华,
直接或间接地给僻远山乡的徽州风俗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徽州遗存有国内目前所知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这批文书,是研
究宋至民国时期徽州区域乃至江南社会的重要资料。以往,学术界对
于明清时期的徽州文书比较重视,但反映近现代社会生活的文书史料,
同样也值得我们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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